人物之概要：
陈春先，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在创办企业之前，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和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而且著作等身，与陈景润等科学家一起成为“文革”后国内第一批被破格晋升的研究员。1983年领导成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由此衍生出了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2004年8月9日因病辞世，有关医疗机构随后摘取了他的角膜，替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实现了最后心愿。
人物之立言：
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做软孵化器，帮助中小企业创业。
200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这位中国第一位高科技企业创业者，在创业22年之后，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经磨难的他，一生未能聚集到财富，只是在身后，享有了“中关村第一人”的“无形资产”。
自2002年开始，68岁的陈春先开始运作“陈春先工作室”，工作室设在中关村804楼他的家里，房子是1981年中科院物理所分配给他的，楼龄已经有22年，陈春先的创业，也一样持续了22年。
804楼，是陈春先此前创办的9家公司的唯一注册所在地，第十家公司“陈春先工作室”还是设在这里。工作室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D计划”，就是利用现有网络的冗余，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分享文化和财富的问题，虽然人人都说这个计划的想法很好，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商业上的支持。二是通过工作室，把自己半生辛酸创业换来的经验告诉后来者。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去世。“D计划”仍然停留在商业计划书上，未能给工作室产生任何价值。而工作室的第二项工作，则为陈春先带来了巨大的哀荣，官员、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家、舆论，方方面面一致同意，“中关村第一人”的称号，只有陈春先当之无愧。这位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的科学家，终于在身后获得了巨额的无形资产。
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间那些令人感动的民间人物，我们认识到，作为科学家的陈春先，20多年来一直沉浸在企业沉浮的悲欢之中，一直经受着从科学家到创业者的转型痛苦，这种痛苦毁灭了他，但也成就了他。陈春先，就像永远被安装在最高处的“雷击木”一样，全身印满了环境对高科技创业者火烙的刑痕，但是，在今天看来，更蕴涵着激励后来者们前行的力量。
前传：服务部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春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核物理，1958年毕业后回国后被调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除了本行原子能以外，他还曾先后接触过多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半导体材料等。1978年，鉴于工作出色，他被科学院破格从助理研究员直接提拔为正研究员，与他同时提拔的，是数学家陈景润。
至此，两位陈姓科学家，开始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数学家继续搞理论研究，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则开始投身于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事业。
1979年，他到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在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在其中一家只有20个人、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工厂的负责人、同时也曾经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陈春先说，我们的公司有思想，别人有钱，结合起来，就办起了公司，于是思想就变成了钱。
回国后，他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来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广在美国看到的那种“技术扩散模式”。带着这一想法，陈春先开始了“政府公关”，终于在1981年得到了北京科协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名叫“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机构，陈春先开始有了自己的公章和账号，并招了有16人兼职的创业团队，分别来自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电工所和清华大学电机系。
服务部的主要业务是做技术咨询，一年下来做了两三万元的生意，收入除去成本以外，就给参加服务部的人发津贴，每人每月得到的津贴是8元到15元左右，按当时的工资标准，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
当时，尽管陈春先提出的口号是“学习美国硅谷搞技术扩散”，但是没有多少人了解硅谷是怎么回事，不过，发津贴的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中科院物理所的负责人认为，“服务部”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后来，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篇“内部动态清样”，这是当时记者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一种途径，反映了服务部的活动、成绩和争议情况。
“雷击木”刑痕：冰冷无比的小环境
1983年年初，胡启立在“内部动态清样”上批示说：“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方毅批示说：“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中央领导的批示，无疑是一个信号，在此之后，中关村的新兴科技企业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受中央批示鼓舞，1983年4月，陈春先在服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但是，大环境的解冻与小环境的冰冷状态的矛盾，又埋下了陈春先再次创业失败的种子。
至命的打击来自科学院。华夏研究所和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签了一个320万元人民币的大合同，按照合同，华夏所向中科院器材供应站提供物资管理的一个管理系统。但是，科学院器材供应站在拿到管理系统后，毁约不肯给钱。两家打起了官司，多次裁判，都判华夏所赢，但是在最后终审时判决合同无效。理由是：华夏研究所的经营活动超出了许可的经营范围。
1984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但是，小环境冰冷无比。
“雷击木”刑痕：超前是超前者的墓志铭
回顾陈春先创业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搞过激光排版系统，在1990年先于方正公司推向市场；他搞文字处理系统，比WPS还早出很多年；1990年，他还做了一些通信终端的项目，产品都做出来了，但是一遇到市场竞争便败下马来。
在做到最大的时候，陈春先甚至成立了一个华夏硅谷集团，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但是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而华夏硅谷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
2002年，在接受《高科技创业者》杂志采访时，陈春先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比如888排版系统，在1983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会全部的文稿，888大出风头，如果888能销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它的后续开发，我们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
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超前只能是超前者的墓志铭。
陈春先的高瞻远瞩，在那个时代的人中极为罕见，他的很多想法和创见，都在若干年以后为其他人所实现，但是在他自己手中，都是因为思想太超前，因之配套的操作难以到位而败北市场。
于是，陈春先在68岁的时候，在创业20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仍然住着20多年前的老房子，每月拿1000多元的退休金。
“雷击木”刑痕：科学家品性是企业家的负累
历经周折，本报记者联系到了早年在陈春先身边工作的一位中科院物理所的老人，这位希望过平静日子而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老者对本报记者说起了他心目中的陈春先。
陈春先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也是一个“痴人”，大家都知道数学家陈景润撞过树，而不知道核物理学家陈春先曾经把袜子当作手帕。
在46岁之前，陈春先未脱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陈春先都有———重义轻利、自尊、高瞻远瞩。
但是，作为创业者来说，使陈春先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负累。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在陈春先手下工作的一个小女孩曾经劝他，说陈老你把那么多的钱投到那些不着边的项目中去干什么，有钱不如办个报摊、开个饭馆什么的，赚了钱了再说项目的事。可是陈春先不依，在陈春先的本源思想里，科技人员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
陈自己也承认自己作为企业家的缺点，回忆起创业失败经历时，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说，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启蒙者之梦，由被启蒙者完成
陈春先当年所在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的研究小组里，后来出了5个院士，陈春先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合作过的人当中，有10多位成了博士生导师。而他自己，这个当年研究小组的组长，如果继续走研究之路，都很可能是院士，甚至会成为知名科学家。
但是，在“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道路上，陈春先与院士、博导无缘，不仅享受不到国家的特殊津贴。甚而在20多年里，为大量的企业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企业之间纠纷的法律压力。
从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型痛苦，折磨了陈春先20多年。但是，如果陈春先不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性格，他也不能成为今天有诸多哀荣的陈春先。不重义轻利、不高瞻远瞩、没有为社会发展方向而献身的精神，很难想象陈春先会在科研事业正盛之时，为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而决然放弃一切。
今天，当我们纪念改革改革30年的时候，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很难把失败这个词与陈春先连接在一起，因为，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
